CMRO 8(3)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vol. 8, no. 3

中国传媒海外报告 第8卷第3期 (2012年7月)


以韩国视角看沟通能力

琼·奥克·尤姆 (美国陶森大学), 王子乔 (浙江大学) 译

【摘要】 在韩国,社会等级结构错综复杂,相应的示敬语言系统严谨精密,因而得体的沟通十分重要。从韩国视角来看,和谐是沟通能力的重要方面。沟通并不总是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有时它自身便是目的。和谐的人际沟通与人际关系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因此,维持和谐的社会观念构成了韩式的沟通能力。本文探讨了以下五种观念:(1)移情,(2)敏感性,(3)间接性,(4)沉默,与(5)超越性。在西方语境中,对移情的认知是移情沟通的首要特征。然而,在韩国语境中,诸如情绪感染与情感关注等感情方面的问题较认知视角更为重要。多数有关沟通能力的文献集中于人际沟通方面。对沟通能力的研究应从个人层面拓展至组织与社会层面。一个组织能否维持或拓展其社会网络,或社会能否促进其成员的相互联系,将会成为衡量组织与社会沟通能力的指标。[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1-7]
【关键词】 得体,沉默,沟通能力,效率,移情,和谐,相互联系,间接性,敏感性,超越性


视频互动媒介对灾难性事件中责任归因和知识接收的影响研究 ——以日本福岛核事故为例

雷蔚真, 刘 佳 (中国人民大学)

【摘要】 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2011年的日本“311”9.0级大地震,世界各地频发的各种自然灾害和大型事故,仿佛向人类预演着电影《2012》描绘的世界末日的前奏,随着各种灾难的频发,媒体对于灾难性公共事件的报道对于受众处理灾难信息的重要影响日益显现,如何处理灾难事故信息是值得传媒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国内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既有研究表明,受众对新闻事件责任归因的判断取决于媒体对社会事实的描述方式(Iyengar,1993)。媒体报道场景化,碎片化及娱乐化的报道框架使受众在事件归因过程中,把新闻事件的责任归于新闻主人公,倾向于忽略其他深层社会因素,而媒体报道的背景化框架责于此相反,使得受众更倾向于把新闻事件责任归因于社会因素。然而已有研究在处理媒介事件归因时并未涉及网络媒体出现后,由于其互动性等特点对媒介报道框架的淡化作用。 同时,媒介效果研究学者指出,媒介接触中间过程对于受众对公共事件的认知和相关知识的学习有重要影响(Eveland,2001)。Eveland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归纳了媒介使用行为中的“认知中介模型”,表明受众对新闻主动性的选择和思考等因素是影响受众从新闻中获取知识的中间变量。 Roger Fidler(2000)在研究新媒介的发展中提出,“传播的历史是越来越多的历史”,这里的越来越多,指的就是媒介形态积累的越来越多,从简单的生活用品到复杂多变的电子媒介,从最初的依靠视觉、听觉进行传播,到依赖抽象的文字和符号,再到以科技还原视觉听觉,人类的需求促使着媒介随着科技发展最终回归到超越生物学限制而又符合自然世界的形态(Paul Levinson,2004),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视觉和听觉是获取和记忆信息的最主要通道,人类信息的获取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人类最自然的信息交流方式就是视听结合且没有阻碍的交流,这种本质需求促使了视频互动媒介的产生,媒介技术的介入使得我们可以跨越空间和时间,用听觉和视觉来获取信息,这就是视频互动媒介存在发展的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媒介框架是媒介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权责归因则是框架效果的重要作用之一,前人的研究考察了线性和非线性超链接新闻对于传统的景观式和背景式媒介框架的解构现象,然而这些考察建立在媒介强效果理论基础上,忽视了传播过程中的其他互动性因素,同时仅对文本信息进行研究并未考察互动性视频媒介对于新闻框架作用的影响。 而从媒介发展的历史来看,互动视频媒介是人类对传播的本质需求下产生的,然而对目前学者对于互动视频媒介的研究还较少,主要集中在媒介形态和信息传递模式研究(雷建军,2006),另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的数字化视频媒介的特性如移动性等(雷蔚真,2010),但是没有研究互动视频媒介对于媒介框架效果的影响。 同时,由于世界范围内灾难性事故和自然灾害频发,媒体对于灾难事故的报道对于受众处理灾难信息的重要影响日益显现,呈现方式的不同导致的不同解读,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在数字化技术高度发达的多媒体时代,互动性的视频媒介如何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的责任归因和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影响到社会舆论与稳定和事件的处理,新媒介的使用如何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知模式和思考模式,以及理性的民主形成的可能性等都是亟待研究考察的重要问题。 因此,本研究将以媒介框架效果研究理论为基础,充分考虑传播中间过程对于媒介框架效果的影响,以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为案例,研究视频互动媒介使用过程中的互动性变量的存在情况,以及视频互动媒介对于受众对于灾难性公共事件的责任归因和相关知识接收的影响。[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8-19]
【关键词】 灾难信息传播, 媒介框架, 责任归因, 视频互动媒介


博物馆参观与自我认同的实践

于 淼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后)

【摘要】 博物馆提供的历史文化语境会影响个体文化取向,在满足文化需求的同时影响自我认同。现代与传统的对比下,观众会有选择的将博物馆展示的符号信息转化为意义,这一过程可以作为自我认同的实践进行考察。本研究在跨学科视角下以社会心理学对自我认同的解释和社会学对现代性的考察为依据,将自我认同变量置于博物馆的参观实践中,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观众对参观感受的主体解释。本研究探讨的问题包括:1、在现代性环境下,个体如何通过博物馆的传统文化空间进行意义的生产;2、这些意义所具有的反思性效果对自我认同的影响;3、自我认同实践的扩展与效果。 研究发现,博物馆的一元文化语境激发观众文化认同的诉求,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的矛盾导致自我认同的困惑;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对比为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机制提供了材料,也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匮乏的现状。通过与博物馆机构互动,自我认同的影响可以上升为群体认同层面,并促进机构的完善。[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20-28]
【关键词】 博物馆, 自我认同, 文化语境, 实践


作为社会启蒙的政治传播 ——基于台湾地区公关公司竞选传播实务的个案研究

石晨旭 (青岛科技大学传播学院)

【摘要】 政治传播以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机制,使其在新闻传播诸领域中承担着社会启蒙的任务与使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传播是整个新闻传播实务领域与社会启蒙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部类之一。这是因为,好的竞选公关有利于增加政府的透明度,提高民众的公共空间参与意识,而这种意识,正是现代性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竞选公关公司是实现民众和政府之间互动的媒介之一。中国台湾地区竞选公关公司的兴起是政治领域内社会启蒙的表现和推动之一,其实务操作将为大陆地区政治传播的演化形成一定的参考作用。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台湾竞选公关公司实务的观察、研究来发现这类特殊的营销传播机构的业务模式,以此补充大陆政治传播实务研究的空白,对大陆政治传播实务带来启发。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扎根理论。通过个案研究,提出公关公司是一种专业的辅选服务机构,在选举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启蒙的进程中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29-40]
【关键词】 社会启蒙, 政治传播, 选举公关, 公司实务


传播失灵与苏联社会主义启蒙方案的破产 ——兼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

潘祥辉 (浙江大学)

【摘要】 苏联解体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启蒙方案无法解决社会的有序运转与组织问题,因为其缺乏有效的信息发现与传递机制。苏联解体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由于苏联的“媒介催化”或“舆论失控”所致。相反,苏联的解体是长期信息封锁、传播扭曲所致。将苏联解体归之于“舆论失控”,忽视了严密的舆论控制对苏联解体造成的影响。信息传播的确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不过不是由于“舆论失控”所致,而是由于系统性的传播失灵所致。传播失灵导致了苏联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透支。在传播失灵的作用下,苏联社会深层的社会矛盾却被掩盖,以致脆弱得不堪一击。经常性的传播失灵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直接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苏联社会主义启蒙方案的失败再次证明:任何想通过计划或命令的方式把社会协调组织起来的方案都是不可行的,因为那种体制无可避免地将导致传播失灵,其所需要的信息或知识不可能获得。[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41-50]
【关键词】 社会主义, 传播失灵说, 舆论失控说, 苏联解体, 启蒙方案


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形成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

陶建杰 (上海大学)

【摘要】 大众传媒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助推器”和“增强器”的角色。通过对上海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将媒介接触频率、接触动机、媒介可信度、个人现代性等潜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形成的关系。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人格可以分为“内控取向”、“公平正义”、“消费取向”、“独立自主”四个方面;“接触频率”是影响个人现代性形成的首要媒介因素;“媒介可信度”是大众传媒对个人现代性产生影响的中介;“接触动机”对个人现代性形成有间接效应。本文对上述关系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改进新生代农民工传播的若干建议。[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51-59]
【关键词】 大众传媒, 新生代农民工, 个人现代性, 结构方程模型


青少年购买潮流服饰的符号消费研究

阙孝睿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布西亚曾经明言指出:“物品必须先成为符号才能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如今在这符号消费意涵充斥的社会,青少年购买商品时也渐渐的脱离实用性需求;转而从事符号消费之行为。本文以布什亚的符号消费之观点作为分析架构、理论基础,欲藉由深度访谈法了解从事符号消费之青少年主要的特征与轮廓为何,并且更进一步了解青少年从事何种符号消费。 本文总结出青少年主要从事自我形象建立、以物示人的炫耀心态、流行名人的追崇、同侪影响面向的符号消费。国内不乏有符号消费相关的研究,但聚焦在青少年或成人购买精品这一个面向,本文希望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观点使得青少年消费的研究更臻于齐全。[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60-69]
【关键词】 符号消费, 青少年消费, 布什亚, 深度访谈, 潮流


网络道德意识与同侪压力对不道德网络行为的影响 ——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黄少华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摘要】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推动了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的崛起,和以匿名为主要特征的虚拟行为方式的凸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新的道德风险。通过对1157 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不道德网络行为包括网络侵害、网络滥用、网络盗版和网络抄袭四种类型,而且大学生参与这些不道德网络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中尤其以从事网络抄袭的情况最为严重。回归分析发现,网络道德意识和网络道德同侪压力对不道德网络行为,均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发现的政策意义在于,从培育和提升大学生网民的网络道德自律意识,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行为环境入手,预防和控制大学生的不道德网络行为,是一种有效的对策措施。[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70-85]
【关键词】 网络,网络行为,道德,同侪


手机传播能力与手机使用行为研究:以大学生为例

曾凡斌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 本文采用暨南大学学生使用手机的被访者(N=1218)的问卷调查资料,测量了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与手机使用行为;通过因子分析,发现手机传播能力的潜在变量有技术—效率,偏好---情感,表达—恰当三个因子,手机使用行为的潜在变量有休闲—娱乐、沟通—交际两个因子。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多元回归分析法,探讨了手机传播能力对手机使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大学生的手机传播能力的技术—效率、偏好---情感、表达—恰当三个因子对手机使用行为的休闲—娱乐、沟通—交际两个因子均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因而,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更为简洁的手机传播能力与手机使用行为的理论模型。[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86-96]
【关键词】 手机传播能力, 手机使用行为, 技术—效率, 偏好---情感, 表达—恰当


青年亚文化与电视剧的网络收视 ——基于S大学的质化研究

吕 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摘要】 当下主要有四种通过网络收视电视剧的方式,本研究以下载收视为主,将S大学20位学生的深度访谈作为研究资料。研究显示,收视者在收视的开始动机、电视剧信息检索/浏览、下载、观看及反馈上都表现出了丰富的青年亚文化特征,研究发现:(1)除娱乐消闲为,下载收视电视剧的动机更多地集中在辅助学业和提升自身的素养上;(2)电视剧的信息检索与下载服务于特定收视目的,相关电视剧的检索与下载频率比较稳定;(3)收视的时间一般比较自由,收视行为更具有私人性,而收视过后无论是感受还是资源的分享,态度都比较消极。[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97-107]
【关键词】 电视剧,网络, 下载收视, 青年亚文化, 深度访谈


Facebook现象:网络自我披露与减少不确定性

Cynthia Palmieri, Kristen Prestano, Rosalie Gandley, Emily Overton, Qin Zhang (费尔菲尔德大学), 王子乔 (浙江大学) 译

【摘要】 此次研究旨在调查Facebook上的自我披露对减少认知不确定性的影响。单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个人Facebook主页的自我披露程度会影响对他/她的认知不确定性。自我披露越多,不确定性却少。自我披露能提高认知与预测他人态度、行为的能力,从而减少不确定性。[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12; 8(3): 108-113]
【关键词】 Facebook, 自我披露, 不确定性减少